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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國家外國專家局局長馬俊曾在上海遇到一位熟悉的教授，談及創新問題時對方很是不屑：“創新靠企業肯定沒戲!現在我的很多學生就在企業里面，他們那兩下子我都知道，最后還得靠我們。”

　　而在之前的一項中國500強企業調查中，373家提供數據的企業表示，它們的科研投入都小于銷售收入的1%，而國際領先企業是3%左右。

　　調查還表明，中國2.8萬家大中型企業中，75%的企業沒有專門從事研究開發的人員，50%的企業不進行任何創新活動。

　　9月最后一周，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了《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首次在國家層面明確：確立并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

　　這使得自1985年以來對科研體制方向的爭論有了終結的可能。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指出，推進結構調整要靠創新，“必須堅持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

　　對于《意見》，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原主席龍國鍵高舉雙手贊成，“研究所只有改成企業，才是真正的出路”。

　　中聯重科由原建設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變身而成，20年間國有資本增值900倍，“這驗證了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意義。”

　　對于那些仍然躊躇改革的研究所和希望建設自有創新體系的企業來說，疑問依然存在：企業到底如何成為創新主體?

　　創新主體之問

　　中聯重科最新的科技成果，是收購全球第三大混凝土機械廠家意大利CIFA公司以后，吸收其技術研發的80米碳纖維臂架泵車。作為全球同類產品之最，它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紀錄。

　　圍繞這部巨大機械及其系列產品，中聯重科的研發中心有四個研究所，380多名工程師在此工作。其中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專家17人，國家和省部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6人，其對整個行業的技術覆蓋率超過75%。

　　回到20年前，科學家們更愿意留在研究所，多年來在全國兩會的提案、建議中，也不乏“堅持科研院所在科研體系中的主體地位”的聲音。

　　原國家外國專家局局長馬俊曾在上海遇到一位熟悉的教授，談及創新問題時對方很是不屑：“創新靠企業肯定沒戲!現在我的很多學生就在企業里面，他們那兩下子我都知道，最后還得靠我們。”

　　而在之前的一項中國500強企業調查中，373家提供數據的企業表示，它們的科研投入都小于銷售收入的1%，而國際領先企業是3%左右。

　　調查還表明，中國2.8萬家大中型企業中，75%的企業沒有專門從事研究開發的人員，50%的企業不進行任何創新活動。

　　龍國鍵說，由政策撥款等維持運行的公益性研究機構當然需要，但企業一定是科技創新的主力。

　　“科研院所不愿意把技術都給企業，企業也不愿意把家底告訴科研院所。”龍國鍵說。根據2012年上半年年報，中聯重科6個月內申請專利增長248%，超過行業所有的科研院所。這家企業每年5%至7%的收入用于技術開發，結果“每年銷售收入的50%來自于新產品開發”。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告訴本刊記者。

　　1999年中央在全國技術創新大會就提出，應用開發類科研機構向企業化轉制、對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進行分類改革。但直到今天，《意見》對中國科技管理體制的診斷仍是：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沒有真正確立，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原創性科技成果較少，關鍵技術自給率較低。

　　討價還價的資本

　　龍國鍵說，就企業創新的問題，中聯重科用了20年“不斷地做出選擇”，第一個重大選擇就是購買引進技術還是保留自有科研基礎。

　　1992年，中聯重科的前身中聯建設機械產業公司成立時，“市場換技術”正在中國大行其道。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原國家機械工業部與美國卡特彼勒成立了一個引進技術辦公室——“卡特彼勒技術辦公室”，其最大成果，就是把卡特彼勒的成套技術分配給國內12家最好的企業進行消化吸收。

　　雖然這些技術都處于西方世界70年代水平，但大約10年的合同期仍使柳工集團、徐工集團等迅速崛起。而在汽車等行業，全盤推行了“市場換技術”，從而期望獲得“徹底”引進。

　　這一戰略的后遺癥十分明顯。比如在挖掘機領域，美國的卡特彼勒、日本的小松和日立、韓國的斗山和現代等通過合資控制了國內主要生產廠商。直到今天，中國挖掘機市場仍有約80%的份額被外資品牌占領。

　　詹純新當時也可以選擇，拋開研究院帶來的養老、保障等一系列負擔，讓中聯公司輕裝上路，通過引進技術來彌補技術人員離去的挑戰。

　　但結果是中聯公司與研究院進一步結合，陸續收納研究院所有下屬公司，成為兩塊牌子、一套人馬。

　　龍國鍵說，這是所有科研院所轉制過程中的“一道坎”，許多企業依靠院所成長，“羽翼豐滿”就與后者分開。

　　后來國家部委的調研說：“一院兩制”是國內科研院所體制改革中誕生的最典型的“過渡模式”，將科研院所轉化成適應市場化的企業，做到了科技產業化，為中國科研院所的改制提供了一條可資借鑒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