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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還要完成哪些其他的配套改革呢?

　　黃育川：我認為一是改革戶籍制度;二是建立更為穩健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來源。其中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必須放開戶籍制度，以增強勞動力的流動性。從目前來看，戶籍制度和控制人口流動限制了中國城鎮化的腳步，如果沒有這些限制，中國的城鎮化率估計已經達到60%以上，而不是目前的52%。如果有更多政策的支持，到203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可能達到80%，與今天韓國的水平相當。

　　斯賓塞：需要配套推進的改革很多，包括建設公開透明的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妥善規劃城市空間，注重城市生活質量，等等?，F在中國要先解決一些與民生相關的問題，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公共交通系統，必須做好規劃和投資。這些工作做好了，城鎮化才能水到渠成。

　　拉迪：金融市場也要跟上。要允許人民幣利率有更大的靈活性，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增強匯率彈性，進一步減少對外匯市場的人為干預;在生產消費領域，要推進價格改革，特別是能源價格改革，不要對制造業有這么大的補貼。目前，制造業消耗了中國2/3的能源、3/4的電力，而中國的發電廠和煉油廠卻在虧損。資本和能源等生產要素的使用者得到了很多補貼，這扭曲了資源配置，導致了中國職工工資總體水平的低增長。由于廉價的資本和能源價格，制造業相對于服務業來說得到的補貼更多。因此，中國近些年來企業利潤占GDP的比重在上升，工資水平增長緩慢。所有這些都是中國面臨的風險。如果不更快、更大幅度地推進政策調整，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有很大幅度的下滑。

　　記者：在城鎮化過程中，肯定會有很多人急功近利，那么，如何克服城鎮化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建設項目的沖動?

　　斯賓塞：控制投資，這比較有效。一定要避免或減少低效的投資，這樣可以讓許多不必要的項目不要上馬。要達到這個目標，可以讓公共政策、決策更加合理化、透明化，規避投資風險;另一方面，要通過競爭和更有效的機制，來改變國有企業的運行環境，讓國有企業的投資和生產行為更加有章可循，進而掌握經濟的發展脈搏。

　　記者：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黃育川：這是一個雙向的問題。在一些領域，政府要撤出，以激發經濟效率的提升和創新，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在另一些方面，政府要干預，敢于承擔更多責任，比如提供可靠的公共服務和監管體系，分離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責任，向私營部門開放一些以往的壟斷領域，等等。從更廣的范圍上看，政府要強化財政體系，確保政府有足夠的資源提供社會服務，保證在城鎮化過程中不會出現新的社會不平等。

　　關鍵把握城鎮化的核心

　　國內有分析認為，上面提到的風險已經初露端倪，如果把握不好城鎮化的核心，發展速度過快很可能導致城鎮化偏離健康軌道，這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關鍵問題。

　　首先是待遇公平。目前，中國的城鎮化率名義上較高，達到了51.27%，但在被統計為城鎮人口的人群中，有2億多農民工，占到城鎮化率的17%。

　　現在這部分人在城市并不能完全享受到社會公共服務。一些企業吸納大量進城人員，主要目的是獲取廉價勞動力，同時又力圖逃避對他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責任。這使得城市更多地成為一個賺錢的中轉站，戶籍、 福利制度往往與“被城鎮化的人”無關，他們的收入也比從事相同勞動的城市居民要少10%40%。這使得“城市里的農民”可能成為未來中國新的貧困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講，鄉村的貧困人口并沒有消失，只是轉移到城市中去了。

　　其次是均衡發展。中國城鎮化的目標是實現“以城帶鎮”的發展模式，要使中心城市有較強的集聚和輻射帶動能力，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只有北上廣等幾個大城市高速、集中發展。

　　第三是可持續發展。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中國的城鎮化如何才能避免“房地產化”。在很多地方，城鎮化已經淪為刺激經濟、吸引投資的手段和工具，急功近利的發展模式亟待扭轉。在未來，各級政府應有效地利用土地，改善市政規劃和管理;在產業發展方向上，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不應發展高污染的工業，而應重點發展知識密集型、貼近消費者的服務業等，以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采訪結束時，黃育川向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總結了決定中國城鎮化成敗的三大關鍵問題：第一，城鎮化能否帶動社會各個行業生產率的提高，讓窮人和富人、農村人和城市人都能得到益處;第二，城鎮化能否以財政上可持續的方式來實現;第三，中國能否避免其他一些亞洲大都市人口過度密集導致的“城市病”。顯然，中國政府在制定城鎮化的發展規劃時，必須讓這些問題得到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