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大規模的國企出現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從上世紀30年代至今,歐洲共經歷了三次國有化和三次私有化浪潮。上世紀80年代是法國國有化程度最高的時期,2000名員工規模以上企業幾乎都是國企,全國有4300多家國企,營業額占全國40%。在德國,目前國企仍占全國企業總數一成左右;在意大利,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大多屬于“直接國有”或“間接國有”企業范疇。有美國學者寫道,西歐資本主義“變質”,很少有人意識到歐洲多國政府已在50個最大公司中的一半擁有直接控股權,許多人熟悉的公司,如雷諾汽車公司、英國石油公司、瑞典鋼鐵公司,政府都是唯一或最大的持股者。
在歐洲,許多學者認為,由于涉及國計民生的行業存在自然壟斷,供應商可以通過提高收費標準來賺取高額利潤。在此情況下,就有必要建立國有企業,并對其進行嚴格監管。自1982年起,法國國鐵從半私有的公司轉為國有,法國鐵路此后取得迅速發展,成為歐洲高鐵線路最長的國家,法國國鐵用從票價較高的高鐵中獲取的利潤,來“內部補貼”發展普通線路。英國鐵路部門1997年完成私有化,但其后5年,不僅鐵路票價連年上升,而且接連發生13起嚴重事故,共導致59人死亡,數百人受傷。許多人認為這是私有化導致的企業注重短期利益、長期投資不足,管理不善造成的。2003年,英國政府決定由有政府背景的“鐵路網”公司從私營承包者手中收回所有鐵路維護權。
長期以來,美國壟斷了大型客機制造業,歐洲企業雖然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但財力有限,市場有限。為打破美國企業的壟斷,歐洲多國政府用參股等形式共同進行“空中客車”系列產品的研制和生產。
在上世紀的私有化浪潮中,日本也將大量國企私有化。日本電力、交通等行業,私營企業成為主體。東京電力公司就是世界最大的私營核電公司。但在去年3月的大地震中,隸屬于東京電力的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泄漏事故造成當地損失慘重,賠償總額大大超過東京電力的承受能力,日本政府最后只能注資1萬億日元將其國有化,負責承擔全部賠償。因此在大地震后,日本掀起了一場對私有化的批判風潮。一些日本媒體稱,東電追求高額利潤,根本沒有花心思去維護安全系統,這才導致這場災難。幸虧政府將債務全部承擔下來,否則由此導致社會動蕩的局面簡直難以想像。《日本經濟新聞》呼吁,在關系到國家發展命運的行業不應讓私人資本全部掌握。私人資本是以追逐利潤為唯一目標,一旦破產,債務將不了了之。而國家運營會以公共利益為目標,企業風險會低很多。
日本“官民合作”保社會穩定
在亞洲,日本、韓國在戰后經濟迅速追趕美歐,國企為其經濟的崛起立下過“汗馬功勞”。在韓國,除了政策性銀行及作為準國家機構的中小企業振興公團、資產管理公團、韓國能源管理工團外,還有大量國家投資或控股的實體企業,如韓國電力公社、韓國道路公社、韓國鐵路公社、韓國航空公社等。從上世紀60年代起,隨著韓國政府推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在私營企業規模偏小的情況下,由政府出面設立了很多公營企業,并在韓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很大作用。1963年韓國經濟中公共企業所占份額為6.98%,上世紀70年代則維持在9%左右,1989年則上升為11.9%。
為了打破國企的壟斷,提高國企的效率,韓國曾經進行大規模國企私有化,曾將電信市場完全民營化。不過,隨著韓國電信市場完全私有化,雖然市場競爭加劇,但民眾的通信費卻猛漲,在經合組織OECD中僅次于墨西哥。《韓民族新聞》抱怨說,隨著民營化的推進,有關民生的價格猛漲,以通信費為例,即使總統出來要求通信企業降價也不好使。
日本政治經濟學者田村昭彥16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二戰后日本私營企業根本無力與外國競爭,因此國企當時成了“日本先進科技和生產力”的代表,讓日本把有限的資源最大限度利用起來。日本很多基礎設施建設,比如公路、機場等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攤費用建設好并運營起來。不過后來日本國企出現了機構臃腫、巨額赤字等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日本政府開始部分出售國有企業的股份等,但“官民合作”的形式被沿用至今,是維系日本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如果全面、迅速私有化,日本經濟肯定是一顆隨時爆炸的炸彈,國家命脈可能被別國掌控。田村認為,國企和私企各有長處,應當將國企和私企各自長處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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