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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正面臨高通脹的風險,同時也面臨著全球經濟下行的風險,毫無疑問,宏觀經濟未來的不確定性正在加大中。中國會不會發(fā)生滯脹?或類似越南的金融危機?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應采取何種“組合拳”才能達到控制總量、調整結構,促使宏觀經濟朝又好又快的方向發(fā)展?

　　首先我們要確定一個重要的命題:中國通脹的原因是什么?我們認為它還是緣于供需的不平衡。從經濟實體面觀察是總需求超過了總供給,從與實體面對應的貨幣面觀察則是供給超過了需求,最終導致了物價的上漲。

　　去年當物價上漲時,有分析家指出CPI上漲的大部分可由食品價格的上漲來解釋,這是農業(yè)供給不足造成的一次性的價格上漲,并不足懼。同時國際糧價也大幅上漲,因此物價的上漲為輸入性的通脹,與國內供需的關聯(lián)不大。自2007年以來,通脹連續(xù)升溫,到2008年5月CPI已高達了7.7%,PPI則超過了 8.0%。銀行也從去年第四季開始大幅緊縮信貸。

　　其實,中國的歷次由總需求膨脹而引發(fā)的通脹都不可避免要反映在食品價格的大幅增長之上,1992-1994年間發(fā)生的通脹經驗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中國制造品的價格透過國際貿易與國際價格接軌,其供需的差額反映在貿易余額之上,而農產品供需基本保持平衡,與服務業(yè)一般可視為非貿易品,其短期價格的供給彈性較低。因此,其總需求缺口,很容易就反映在食品價格的上漲上。其次,發(fā)展中國家的 CPI中食品的權重比例大,更突出了食品對CPI上漲的貢獻。還有,如果工業(yè)的過度發(fā)展占用了耕地,自然也要由農產品價格的上漲來埋單了。

　　我們判斷,中國經濟在2003年開始走向過熱,中央在2004年第一季度后開始宏觀調控,其后每年經濟增長速度未減反增,于2007年達到11.9%的高峰。GDP年平均增長率于2003-2007年為10.7%,遠超過了改革開放后到2000年間9.0%左右的平均值,在2005-2007期間更高達 11.1%,明顯處于過熱的狀態(tài)。就貨幣層面來看,從近年來樓市、股市的過熱到近期物價的大幅上漲,都先后得到了流動性過剩的支撐。今年第一季,GDP增長已有所減緩,達10.6%,仍處于過熱狀態(tài)。

　　從2007初到現(xiàn)在國際原油價格上漲了1.5倍,同時國際農產品與其他原材料價格也大幅上漲。中國對原油及鐵礦砂等生產資料的進口依存度較高,這些產品價格的大幅上漲使中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對經濟增加的負面影響加大,同時物價持續(xù)上漲。中國經濟是否會因此發(fā)生滯脹?如果中國經濟處于過熱狀態(tài),這就為貿易條件惡化對GDP產生的負面沖擊保留了一些余地。

　　這點與正在衰退中的美國經濟處境不同,它正使美聯(lián)儲處于貨幣政策緊松兩難的境地。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面臨通脹的風險要比停滯的風險為大,通脹仍是頭號敵人。但是,由于政府對能源包括油電價格的補貼,油電價格改革后的上漲,對經濟的沖擊,包括通脹水平,并未完全顯現(xiàn),加上發(fā)達地區(qū)經濟的走勢疲軟,我們也要警惕經濟過度下行的風險。

　　這一次通脹和所謂“傳統(tǒng)”通脹的性質有所不同,也需要不同的應對政策。后者一般緣于內需過旺,超過了生產能量,乃導致物價上漲、對外貿易逆差、外匯儲備減少、貨幣貶值,甚至外匯危機與金融風暴。越南當前的經濟危機,緣于信貸管理失控,就屬此類。中國1992-1994年間發(fā)生的通脹也屬此類。治理這類通脹首先要采取從緊政策控制內需,這正是當前越南改府的做法。

　　中國這次通脹則一反常態(tài),它與對外貿易順差、外匯儲備大幅增加和人民幣升值并存。其特點是貿易順差己成為總需求擴張的動力之一。因此,僅依賴從緊的貨幣或其他包括行政手段控制內需(投資)等手段就不足以有效控制總需求,因為內需的不足可由外需的增加替代。這正是貿易順差從2005年開始大幅增加的原因,其對GDP的占比從2004年的1.7%, 快速增加到2005年的4.6%,到2007年更升高到8%,同時使國際收支產生大幅順差,成為貨幣發(fā)行過多、經濟過熱的根源,迫使中央銀行近年來大量采用多種貨幣工具對沖新增的流動性。

　　因此,政府于2005年7月開始匯率市場形成機制的改革,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近20%,對歐元等其他主要貨幣則有所貶值,所以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升值幅度僅達到5%左右,考慮和貿易對手國的相對價格變化的一籃子貨幣的實際匯率的升值幅略高,但也僅達10%左右,顯然升值的幅度仍不足以約束貿易順差的擴大。

　　為了達到控制通脹、防止經濟增速過度下滑以保持經濟持續(xù)增長至少達到9%左右的潛在經濟增長速度,并促使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內需特別是消費,以恢復經濟結構平衡的多重目標,宏觀調控政策總趨勢應為執(zhí)行升匯率、緊信貸和留有余地從松的財政政策組合。

　　我們預期中央銀行會擴大匯率波動的范圍,放松對匯率的干預程度,以人民幣有效匯率指數(shù)的適度升值搭配結構性調整政策,達到降低外貿順差占GDP的比重, 并減少總需求以抑制通脹的雙重目標。因此,匯率升值可以部分取代從緊的貨幣政策,對銀行商業(yè)化經營創(chuàng)造了一個更有利的外部條件,也有助于化解加息受到中、美利率倒掛牽制而產生的矛盾。但是,中央仍將側重商業(yè)銀行信貸總量的調控,用以控制投資。

　　從經濟戰(zhàn)略的制高點思考,加速金融體制改革以促進利率、匯率的市場化,使貨幣政策能獨立抵御通脹,才是釜底抽薪的辦法。升匯率、緊信貸固然有利于通過減少外貿順差與投資來控制通脹、調整經濟結構, 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同時,也可能伴隨經濟增長過度下滑的風險,但是,這也為一個以刺激內需消費為目標的“積極”財政政策創(chuàng)造了契機:試想,在一個高通脹的環(huán)境下,又如何能擴大公共支出呢?目前財政收入大幅增長,也為擴大財政支出達到宏觀調控目標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具體而言,鼓勵消費的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抵消從緊的貨幣政策的緊縮效果,促使總需求由外需轉向內需、由投資轉向消費,達到控制需求總量(通脹)并平衡需求結構的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在擴大財政支出方面,可考慮加大公共服務如教育、養(yǎng)老和醫(yī)療方面的支出,同時以稅收手段調整高、中、低層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有能力增加消費支出。這正是在政策的執(zhí)行上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從而保持適宜的宏觀調控力度,為經濟穩(wěn)定增長創(chuàng)造有利的環(huán)境的具體體現(xiàn)。

　　(作者　華而誠　于1992年-1997年任世行駐華首席經濟學家,現(xiàn)任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