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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煤必化”的能源轉型遇到了政策沖擊。

　　7月22日，國家能源局 《關于規范煤制油、煤制天然氣產業科學有序發展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應聲而落，禁止建設年產20億立方米及以下規模的煤制天然氣項目和年產100萬噸及以下規模的煤制油項目。

　　生意社能源分析師李宏表示，這份《通知》的發布，不僅僅是要規范煤化工產業，在某種程度上也預示著煤化工政策要收緊。

　　然而，《中國經營報》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隨著煤炭價格的一路下跌，”逢煤必化已經成為一些煤炭企業和地方政府解決煤炭出路的一個重要途徑，動輒數十億元的投資規模對于地方政府一直是強烈的誘惑。

　　那么，一紙《通知》能不能抑制投資熱情?

　　央企扎堆“棄煤”

　　在《通知》出臺前， 大唐、中海油等企業近期已經頻頻轉讓煤化工資產。

　　2014年 2月，中海油宣布旗下虧損的多家煤化工項目股權出售;隨后5月，市場又傳出投資千億元的神華陶氏煤化工項目擱淺，后被證實陶氏退出; 6月30日，大唐國際又以“正在籌建有關業務板塊重組事項”為由宣布停牌公告，后被證實為大唐煤化工板塊面臨重組事宜;幾乎同時，中國國電公司也放出風來，已經將旗下6家煤化工項目全部轉讓或出售。

　　就在一年多前，中電投、中海油、中石化、中煤集團等公司累計20個現代煤化工項目才獲得了國家發改委的“路條”。

　　一時間，央企扎堆退出煤化工項目讓市嘲嗅”到了投資風險。

　　和幾乎所有新興行業一樣，被賦予煤炭高效清潔轉化使命的煤化工行業一直存在政策不明朗的局面。7月22日，國家能源局下發的《通知》顯示，將嚴格能源轉化效率、水耗、排放等產業準入要求，禁止建設年產20億立方米及以下規模的煤制天然氣項目和年產100萬噸及以下規模的煤制油項目。

　　這被認為是抬高煤化工準入門檻，收緊政策的明確舉措。然而，在此之前，對于煤化工，尤其是煤制氣和煤制油項目，“叫停”的信號一直沒有間斷過。

　　記者通過梳理過往公開資料發現，從2006年~2011年間， 國家發改委、國務院辦公廳曾多次發布相應文件規范煤化工項目發展。其中， 2011年4月12日，國家發改委公布《關于規范煤化工產業有序發展的通知》，對幾乎所有的煤化工領域內的細分行業都做出了嚴格的限制。

　　“之所以每年都要出臺相關的煤化工產業政策，就是因為煤化工項目在我國并沒有成熟的技術，還處于探索階段。”金銀島分析師戴兵向記者表示。

　　只是，這些陸續出臺的指導意見并沒有遏制住煤化工產業的發展勢頭。中煤能源內部的一位消息人士就向記者表示：“2005年起，我國的煤化工項目得到了井噴式的發展，幾乎所有超過800萬噸規模的煤炭企業都在做煤化工項目。”

　　業內人士透露，這背后不排除此前一些央企為了低價獲取煤炭資源，與地方政府“協議”就地按比例投資發展煤化工，如今煤價下行，這種投資就顯得無謂了。

　　記者查閱公開資料發現，全國甲醇裝置開工率只有50%左右，二甲醚裝置大量閑置，有部分煤化工企業面臨資金困局，目前已經處于半歇業狀態。

　　對此，陜西省發改委一位主管煤炭與電力的正處級干部向記者表示，目前央企脫手的煤化工項目仍接盤者眾。大唐發電由于虧損而出讓煤化工業務，但接手的仍是具有國資背景的國新控股。即使神華陶氏煤化工項目歷經8年之久，陶氏退出，神華仍選擇單飛。

　　地方GDP沖動難消

　　動輒投資數十億元的煤化工從來都是煤炭產業鏈上的“肥肉”。尤其是在煤炭價格一跌再跌之后，煤化工項目仿佛成了煤炭產業的唯一出路。 “逢煤必化”成為一些地方化政府以及煤炭企業的首選似乎并不難理解。

　　據公開統計，我國處于運行、試車、建設和前期工作階段的煤制油項目26個、煤制烯烴項目58個、煤制天然氣項目67個，如果全部投產，預計2020年可能形成4000萬噸/年煤制油產能、4100萬噸/年烯烴產能、2800億立方米/年煤制天然氣產能。

　　對于上述數據，有業內人士表示，這只是在國家相關部門備案的一些大型企業，事實上，還有一部分企業沒有備案，或者正在備案的路上。

　　在戴兵看來， 煤化工的發展前景是企業“豪賭”的一個主要原因。隨著煤炭價格的走低，氣荒的愈演愈烈，以及油價的居高不下，這使得煤化工產品相對于石油產品有著絕對的優勢。目前，我國的能源消費每年都在攀升，但是石油和天然氣仍然依賴國際市場，因此煤化工發展前景可觀，所以各地投資煤化工的熱情高漲。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導也扮演了重要“推手”。

　　上述中煤能源消息人士向記者表示，在很多煤炭的富集地，地方政府總想借助煤炭發展地方經濟的同時能夠延長煤炭的產業鏈，從而提高GDP.

　　2011年前后，幾大主要煤炭凈調出省區均發布了規模可觀的煤化工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其中新疆 、山西 、陜西計劃的投資額分別達到了8773億元、8000億元和5557億元，其中煤制天然氣和煤制油均為發展重點。

　　也正是在這種訴求之下，地方政府提出資源換項目、借煤轉型等噱頭上馬煤化工項目。而且這些煤化工項目也備受地方政府重視。例如，今年5月份，市場傳言被擱淺的神華陶氏煤化工項目就曾備受陜西地方政府重視。在該項目2006年成立之際，陜西省專門成立領導小組，并由時任陜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長洪峰親自擔任該小組組長。

　　不過從今年地方兩會上透露出來的信息看，這樣的風向正在發生轉變。上述提出大規模發展計劃的省份幾乎都對煤化工產業規模作出了被明顯壓縮和調整。比如山西省要求，嚴禁上馬焦化等新增產能過剩項目;內蒙古不再提及煤制二甲醚項目;陜西省明確：在加快中煤榆橫烯烴、陜煤蒲城煤制烯烴示范等項目建設的同時，構建從煤油氣開采到精細化工的完整產業鏈。貴州省不再支持上馬能耗高、效益差的傳統煤化工項目。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即使國家政策不斷收緊，地方政府對于發展煤化工的沖動仍是高燒不退。 3月21日，江蘇徐州礦務集團召開蘇北及蘇中天然氣發展規劃論證會。蘇新能源和豐有限公司在新疆和豐工業園投資建設年產160億立方米煤制天然氣項目，其首期年產40億立方米煤制天然氣項目計劃于2017年建成投產。

　　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在配套資源都沒有實現的情況下，也試圖發展煤化工項目。例如甘肅慶陽招商局曾在發布的招商方案中就表明，將計劃引進投資合作建設年產50萬噸煤制烯烴項目，項目預計投資27.7億元，主要依托于慶陽市的正南煤田和寧中煤田。但根據記者掌握的消息，目前正南煤田和寧中煤田最為核心的核桃峪煤礦和新莊煤礦還在建設中，并沒有出半噸煤。

　　李宏也向記者表示：“幾乎所有的煤化工項目都是地方政府的座上賓。這主要源于煤化工項目投資巨大，動輒上百億甚至上千億元，如果一旦成功上馬一個百億元的煤化工項目，那么每年就會給地方政府增添數十億元的利稅。”

　　“ 煤化工產業在能源轉化率、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水資源等因素的制約下，應該遵循市場需求，而不是一味的沉浸于地方政府的訴求下。”戴兵表示，7月22日國家能源局《通知》的下發或只是一個開始，隨后可能會有更為詳實的細則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