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在《金融時報》撰文稱,隨著我國有效信貸需求的下降,寬松信貸的政策效應正在邊際遞減,迫切需要財政政策以及其他相關政策跟進。閻慶民分析認為,相當長一段時期來看,我國經濟金融運行將會呈現三個特征:一是單純依靠國家投資增長助推經濟不可持續,二是單純依靠信貸增長助推經濟不可持續,三是單純依靠釋放流動性助推經濟不可持續。
這是銀行監管部門首次對當前貨幣政策刺激效力遞減的表態。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亦認為,決策部門還需要拿出更多的穩增長舉措,這包括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減稅,擴大民間資本的投資范圍等。
信貸/GDP比例達123%
上周五公布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6%,為三年來最低;國內投資增幅顯著回落,先行指標6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連續第二個月回落,并一舉創下7個月以來新低。為應對日益嚴峻的中國經濟形勢,中國央行明顯加快了貨幣政策的松動節奏,從5月份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到6月初決定三年來首次降息。
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近日分析指出,當前我國信貸/GDP已經高達123%,遠遠超過美國60%左右的水平,也明顯高于歐盟100%的水平。種種跡象表明,通過釋放流動性的方式助推經濟增長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
接受記者采訪時,廣東金融學院代院長陸磊表示,從貨幣市場的角度來看,目前存在“流動性陷阱”,金融機構和投資者都持幣觀望,不愿意貸款或購買金融資產。“目前市場的流動性短缺并不是貨幣供給下降,而是金融機構對經濟前景的擔憂,不愿意借貸,而是把資金留在手邊;投資者也不愿意投資,希望持有更多的流動性。”陸磊分析指出,正因如此,央行再多釋放流動性也不能見效。
下半年貨幣寬松空間有限
在今年上半年如此大力度的信貸放寬后,下半年貸款再度投放增加的空間究竟有多大?央行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貸款投放4.86萬億元。但貸款投放增加受存款增長和資本充足率制約。
證券分析師認為,若未來經濟繼續下行,政府可能輕度放松這兩方面監管標準以應對貸款投放的限制,使得全年貸款增加略超8萬億。然而有效貸款需求不足和銀行在風險提高后惜貸會制約貸款增長,因此,政府在財政和終端需求方面的刺激力度將是下半年貸款增量能否有超預期表現的關鍵。
此外,目前國有大銀行20%的存款準備金率仍處于較高水平,從銀行資金面和外匯占款增量角度,存款準備金率似乎仍有下調的必要和空間。羅毅分析表示,下調存準率對刺激銀行信貸投放意義不大,更多是從提高貨幣乘數方面增加貨幣派生能力,預防貨幣增速下滑使經濟陷入通縮的風險。“我們認為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有限,銀行貸款綜合利率下行幅度也不大,貨幣政策效果仍取決于財政政策力度和未來終端需求恢復情況。”
當務之急是啟動稅收減免政策
在中央要求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位置,加大政策預調微調力度的背景下,應該探索一些新舉措。比如進一步發揮財稅政策作用,加快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同時還需要制度改革和政策組合解決體制性問題和結構性矛盾。
事實上,當前政府已經采用了財政措施刺激投資。措施包括號召完成在建工程項目、加速十二五計劃下重點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開工。
不過,廣東金融學院代院長陸磊進一步分析認為,在目前中國這樣一個經濟低迷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和除減稅以外的財政政策都沒有用。“目前只有稅收政策才能起作用。”
分析師認為,財政政策此時對整個結構轉變和刺激企業動力非常重要,其中重中之重是減稅政策,“現在很有必要進行減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等減稅措施,都是當前必須要做的。”
直接融資疏通有助于流動性注入實體經濟
此外,學者還提到,除了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還應該出臺相關的資本政策,以疏通當前釋放的流動性,引導資金準確流入政策所鼓勵發展的產業企業中。
經濟學家劉紀鵬分析認為,當前貨幣政策寬松對經濟的刺激的確存在邊際效用下降的情況,他表示,刺激經濟必須要有流動性,貨幣政策解決的只是“源頭”的問題,但解決不了資金有效流到哪里的問題,“僅有水還不夠,水僅從銀行來也不行。要解決水如何流,流到哪里的問題。”
劉紀鵬認為,下一步要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增加私人部門的投資,還必須得通過調結構,轉變當前單一的融資方式,推出更多資本政策,啟動民間投資。“通過資本直接融資,可以分散目前累積在銀行系統的風險,同時又能促使企業通過資本市場,在股東、債權人回報的約束下,將資金投到更符合政策也更有發展潛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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