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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國制造業所面臨的困境，并非是制造業本身出了問題，而是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結構出了問題，既如此，就得先從調整社會結構入手。

　　對中國來說，比提升制造業水平更迫切的，是推行全面的社會政治改革，是社會分配的相對均等化。

　　目前制造業破局最大的希望在于內需的振興，擴大中間階層比例，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積極引導大眾消費，促使中國走上強盛久遠之道。

　　近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規劃》提出了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點發展方向和主要任務。誠然，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在當前經濟運行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對于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健康發展，必須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注重優化政策環境，激發市場主體積極性，加強自主創新，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同時，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決不能走以犧牲制造業為代價的發展道路。

　　“十二五”時期以來，全國各地爭相將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未來破局之道，而忽視了“中國制造”，甚至很多地方將傳統產業作為落后產能。各地興起騰籠換鳥之風，必欲除之而后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目前占比只有10%，盡管潛力巨大，但是，從潛力到現實，尚且是未知數。以太陽能產業為例，全球有46個國家將其作為未來新興產業的支柱，而國內幾乎所有的省市，也都將其作為未來重點發展的產業;在高新技術行業，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巨大，中國最先進的航天工業，已經落后于世界先進10年以上，剛上馬的大飛機項目，在中國國內則幾乎是白手起家，舉步艱難，核心技術控制在美國、法國、以色列等發達國家手中;在中國競爭最激烈的家電行業，核心的技術卻在美國和日韓，甚至在LED領域，中國企業更是全面受制于日韓，在汽車領域，核心技術控制在美國、德國、日本等國手中，中國雖然已經成為世界第一汽車大國，但是，市場上的高檔汽車，如寶馬、奧迪等，卻幾乎都是德國貨。事實上，就中國在全球產業鏈所處的位置而言，中國仍然位于全球產業鏈的下端。對戰略性新興產業而言，中國企業的產業升級，受到核心技術的制約，短期內將難以實現。對于更廣大的內陸地區而言，未來最嚴峻的任務，可能并非戰略性新興產業，而是傳統產業的轉型與突圍。作為一個強大但是卻人均收入低的國家，國內民眾龐大的內需，仍然需要通過傳統產業來滿足，制造業仍是中國的立國之基。

　　金融危機爆發之初，中國的GDP增速曾因出口銳減暴跌至6%。如果不是政府“4萬億”刺激計劃的緊急推動，有專家認為可能會跌至2%甚至負數。外需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竟如此之大，這恰好反證了中國內需與其制造業能力之間的嚴重不平衡。也就是說，假設中國的內需有足夠的消費能力，能把外需銳減之后所多出來的那些“中國制造”產品吃掉，不僅可以使中國的經濟得以平衡，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會高出一大截那些物廉價美的外銷產品就可以為國內普通民眾所享用。這雖然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假設，但也由此而證明：我們有足夠強大的制造能力，但卻無法讓我們的國民充分地享受“中國制造”。這就好比一個家庭里的人都很能干，但多數人的日子卻不富足。造成這種奇怪現象的原因何在?別無它，就在于貧富差距太大：多數人雖然能干，但所得甚少，以至于消費不起自己生產的東西;而少數人倒是發財了，但僅靠他們消化不了那么多普通商品，所以只能是低價外銷。實際上，這些年來中國制造業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需所促進的。“穩增長”方略與其把寶押在那些前景不確定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不如著力于提升制造業的競爭力，這當然是對的。然而，目前中國制造業所面臨的困境，并非是制造業本身出了問題，而是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結構出了問題，既如此，就得先從調整社會結構入手。由于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導致歐美需求的銳減，中國制造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往所獲得的那種“刺激”作用，現有的制造業要滿足目前國內的消費水平可以說綽綽有余，因此很難在短期內獲得提升的動力;而少數富裕者對高檔商品乃至奢侈品的需求，國內制造業又滿足不了，所“刺激”的只能是外國的供給能力。所以，在上述畸形的分配結構和消費結構沒有得到成功的調整之前，我們并不看好中國制造業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更遑論離我們很遠的那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從這個角度看，對中國來說，比提升制造業水平更迫切的，是推行全面的社會政治改革，是社會分配的相對均等化。

　　同時，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未來經濟的增長極，在發展之初，是需要市場試錯的。而發現最好市場定位和未來的方式就是通過產業競爭，任何產業發展前景都不是人為設定的。我們看到現在最好的那些新產業中的優秀產業，都是在競爭中出現和發展的，他們實現了對舊產業和過去的企業霸主的超越。所以我們認為，鼓勵競爭是第一位的。尤其是要警惕現在一些壟斷企業借助其市場優勢封堵民營企業進入新市場、新領域的情況。不過我們現在也比較擔心一點，一些傳統行業壟斷經營的優勢擠壓民營企業利潤空間，導致很多民間資本“去實業化”投資，追求“短平快”的投機形式，甚至去炒蒜、炒豆、炒煤和炒棉花。如果這個趨勢得到延續和擴張，我國經濟將產生較大泡沫，不利于民生，更由于市場競爭減少，影響技術革新和經濟發展。反之，如果民間資本介入處于發展初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能夠在早期分得市場份額，這會讓民間資本很感興趣、動力十足，一定程度上減輕民間資本“去實業化”的現狀，避免形成民間游資無頭蒼蠅式的市場投資亂象。一些專家就此給出了比較好的建議：由于民營企業的主要風險在于利益盈虧，那么政策扶持重點就是要保障民間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以最大限度地分擔和弱化投資風險。因此，一方面給予民營企業公平使用社會生產要素、社會資源的權力;一方面減免對民營企業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費以及較高的稅負，可以“化稅為利”，也可以“化稅為薪”，吸引高端人才;此外，在經濟波動的背景下，可以適當給予民營企業一定的財政支持和補償。

　　我們切不可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抱有太多期望，更不能以此為經濟發展的動力，那恰似一種投機主義。中國更需重視“中國制造”。如果制造業優勢失去，中國將一無所有，中國仍需堅守制造業。同時，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將其作為未來時代的希望，而目前制造業破局最大的希望在于內需的振興，擴大中間階層比例，提高國民收入水平，積極引導大眾消費，促使中國走上強盛久遠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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