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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大開發的新起點

　　從亞洲金融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相隔正好10年，而這10年，恰好是中國西部大開發第一階段的起點和終點。亞洲金融危機后，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中國做出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決策。在這一戰略決策下，西隴海蘭新線經濟帶、長江上游經濟帶、南貴昆經濟區、成渝經濟帶、關中—天水經濟區、北部灣等等重點經濟區率先發展，西氣東輸、西電東送、青藏鐵路等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項目紛紛上馬。

　　西部10年的發展不負眾望，堪稱“黃金10年”。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世界經濟風雨飄搖，中國經濟一直倚重的出口遭到重創，外向型經濟為主的東部經濟一度低迷，大批中小企業倒閉。而西部因為出口所占比例本就不高，受到的沖擊很小，擔當了國內“擴內需”的重任，成為保持增長的“引擎” 和應對危機的“減振器”。

　　但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不僅檢驗了西部大開發第一階段的成果，也為第二階段的發展帶來許多必須面臨的問題。而這10年，西部自身也產生了很多新問題。

　　前10年，西部開發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打基礎，即為西部地區的全面發展準備基礎條件。下一個10年則要深入推進，實現“富民”。基礎設施、生態環境改善了，有可能會產生缺乏產業支撐等問題。在新階段開始之際，如果能有一個好的規劃，中國西部將迎來新一輪發展機遇，發展速度和質量都將出現新的飛躍。

　　在今年“兩會”上，即將出臺的“西部大開發新10年規劃”成為熱議的話題。據悉，該規劃已經基本制定完畢，目前正在審批階段，不久后或將由國務院發布。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凱說，西部大開發新的10年規劃肯定會有所突破。對于新規劃的完善來說，梳理10年發展產生的問題，可能比贊揚成就更有意義。

　　以城鎮化縮小東西差距

　　10年間，西部經濟增長速度之快最為人津津樂道，據統計，西部地區GDP年均增長率達11.42%，較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兩個百分點，西部工業增加值增加15.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也高于東部的9.7%。內蒙古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增長速度高達16.9%，連續多年居全國首位。2009年增長速度最快的省市前5位，有4位是西部省市。2000~2008年，西部地區生產總值從16655億元增加到58257億元，年均增長11.7%。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由6111億元增加到35839億元，年均增長22.9%。等等。諸如此類的統計數字很多。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中，中央擴大內需投資的43%以上投向了西部地區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產業振興、技術創新和災后重建等領域，西部地區主要經濟指標增速更是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有些指標增速居東部、中部、東北部和西部四大區域之首。自2003年以來，西部和東部地區之間人均生產總值相對差距已呈現逐步縮小的態勢，中國2003年，西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比東部地區低63.0%，2005年下降到60.7%，2007年下降到58.9%，2008年進一步下降到56.9%。2007年之后，東西部地區間城鄉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也開始趨于縮小。

　　但在這些數字背后，卻有很多隱憂。且不說目前這種相對差距縮小的態勢還很不穩定，各地區之間發展差距還很大，只是西部和全國平均水平的絕對差距就仍在繼續擴大。西部地區與全國人均GDP的絕對差距1999年為2714元/人，到2008年擴大為5916元/人。2008年東部地區人均生產總值已達到5331美元，西部地區只有2297美元。從省區市看，最高的上海高達10529美元，而最低的貴州只有1271美元，上海是貴州的8.3倍。西部一些貧困地區至今仍未解決溫飽問題。2009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仍有3597萬人(按貧困標準1196元測算)，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

　　而這一絕對差距的拉近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公布的“2009中國發展指數”的結果顯示，東部地區的經濟已經處于一個相對發達的階段，經濟總量比較大了，即使發展相對較慢，也會拉大與中西部地區的差距。

　　另一方面，更嚴重的是，西部與東部之間的城鎮化和信息化差距也呈現擴大趨勢。2007年，西部地區城鎮化率僅有37.0，比全國平均水平低8.0個百分點，比東部地區低18.0個百分點。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信息化更能說明一個地方的發達程度。

　　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本應同時推進，目前西部與東部工業化差距在縮小，另外兩個差距卻在擴大，這樣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必將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是西部大開發下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

　　2009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提推進城鎮化，對正在謀劃下一個戰略10年的西部來說，是一個機會。當前西部地區的城鎮化，面臨著許多機遇，像國家優惠政策、國際國內產業轉移、邊境地區擴大開放等等。但同時也面臨著很多嚴峻的問題，比如人口聚集度低，城鎮化基礎薄弱;環境限制，物流不便;節能減排和環保的壓力大，無法簡單承接產業轉移;資金、技術、人才缺乏，很難接軌國際先進產業。等等。如何利用機遇克服困難，也是擺在西部大開發面前的難題。

　　全國政協副主席厲無畏在“2010中國城市發展合作(雙流)論壇”上提出，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相對滯后的原因是發展存在導向的偏差。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把城鎮化片面理解為城鎮建設，但產業并沒有很發達，這樣就阻礙了城鎮化進程。中央提出的城鎮化發展戰略，核心內容是要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問題。而西部因為產業不夠發達，大量富余農村勞動力流向沿海地區，并不能通過在西部城市打工最后定居逐漸擴大城鎮化。

　　一個可喜的變化是，隨著西部產業的崛起，西部城鎮正在吸納越來越多的打工者。沿海城市民工荒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量的西部打工者回到本土打工。城鎮化的大力推動才能真正縮小西部和東部的絕對差距。

　　西部發展待轉型

　　西部地區存在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和投資拉動。魏后凱告訴記者，為什么這10年西部發展這么快，除了政策刺激外，主要就是靠投資拉動和資源拉動。西部投資拉動占的比例高達65%，東部只有46%。資源性產業的比例也越來越高。以內蒙古為例，從2001年到2008年，資源性產業比例從60.9%增加到70.2%。

　　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是一個難題，和中國的轉型相比，西部的轉型還要難很多，不僅要實現從投資拉動向消費拉動的轉變，還要降低資源拉動，經濟基礎卻比較薄弱。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些年，東部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而西部因為出口所占比例很小，主要都是靠投資拉動。

　　從投資增長看，2009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達30.1%，其中，西部地區增速38.1%，遠高于東部和東北地區。尤其是四川、廣西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高達58.1%和50.8%。這說明，在國家經濟政策的刺激下，西部地區投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其經濟增長仍高度依賴于投資擴張。

　　啟動消費，抑制投資，這是國家的大勢。在西部大開發的下一個10年，顯然不能再過度地依靠投資拉動。未來10年西部經濟靠什么發展，是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魏后凱告訴記者，國家投資主要投入到兩個地方，一個是基礎設施，一個是資源開發，像西電東送，西氣東輸等都是資源性的。現在的西部地區產業總體來說還是低層次的，西部產業發展目前還是依靠資源類投資拉動為主，采掘和原料加工業比重較大，產業鏈條短，加工深度和綜合利用率低，像陜北、鄂爾多斯等地，這有點類似于中部地區的山西。這也造成就業機會增長緩慢。

　　西部地區有相當一部分城市屬于資源型城市，像增長比較快的內蒙古等地，都是資源性地區，經濟增長主要靠資源性產業尤其是能源重化工業的拉動。這類產業單位GDP能耗高，“三廢”和碳排放強度大。2008年，西部萬元GDP能耗高達2.02噸標準煤，比全國平均水平高83.6%。最近，中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對西部將是嚴峻考驗。

　　資源型城市一般都產業結構單一、功能不完善、企業所有制結構單一。依靠資源起步的城市如果沒有及時轉變產業結構，一旦資源枯竭，將陷入蕭條，不但城市規模難以擴大，還會出現人口的大量外流。資源型城市轉型是一個世界性難題。部分資源型城市的資源面臨枯竭。目前，國家公布的兩批資源枯竭型城市轉型試點西部地區有4個地級城市、6個縣級城市和1個市轄區，隨著礦產資源的開采，還將會有更多的城市加入資源枯竭型城市的隊伍中來。如何在資源枯竭之前培育起新的產業，對未來10年西部的發展也是一個挑戰。

　　一個糟糕的后果是，靠犧牲資源謀得短期發展的西部，其實資源并沒有充分轉化成本地的經濟利益。中國有40多種電價，西部上網電價很低，用電卻很貴，比東部貴很多。西部地區創造的價值相當一部分通過經濟杠桿都轉移到沿海地區了。經濟利益的再分配，在目前中國“諸侯割據”的形勢下很難公平。

　　學者們普遍認為，應注重培育西部自我發展能力，實現從輸血到造血、從資源導向到市場導向、從投資驅動到創新驅動的轉變。

　　產業結構逆調整之憂

　　和資源型城市發展相對應，西部一些資源型城市出現了產業結構逆調整現象。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都在不斷地升級，總體來看應該是由一產到二產再到三產的過程。而從工業內部來看，也應該是產業加工的深度不斷提高，加工工業的比重和技術含量逐步增加。但在西部，因為主要是靠資源性產業來支撐發展，再加上一些價格因素，采掘和原料工業的比重提高，而且還很快，導致一些地區產業結構出現逆向調整，結構低級化趨勢進一步強化。近年這種格局在進一步強化。

　　有關統計顯示，西部大開發10年來，西部地區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5%提高到38.7%，工業拉動GDP增長由不足2%提高到10.4%，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由25.7%提高到47.7%。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最新的統計數字，2009年西部的增長57.4%由第二產業帶來。

　　2007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西部地區采掘和原料工業增加值所占比重達到55.7%，比2000年提高了10.75個百分點。比東部地區要高出25.14個百分點。而西部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卻比2000年下降了3個百分點，比東部地區低了7.8個百分點。從2001年到2008年，在規模以上現價工業總產值中，內蒙古資源性產業所占的比重由60.9%提高到70.2%，增加了9.3個百分點。這種格局顯然是不合理的。沒有第三產業的崛起，也就沒有一個地方的現代化。魏后凱告訴記者，造成這種格局的原因主要是缺乏接續產業，而接續加工產業的發展又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約，即產業的不配套、物流成本高以及投資環境欠佳。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機，并沒有對西部造成太大沖擊，反倒帶來了新的機會，一些跨國公司和國內一些公司，把生產基地從東部移到成本較低的西部。這也是國內新一輪產業轉移的開始。當國際產業轉移告一段落，中國正好面臨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大量的產業承接，會使西部產業迅速發展起來。而轉移過來的產業以制造業為主，也大多是第二產業，制造服務業等還是多在北京、上海等國際大都市。

　　有益的探索正在西部地區進行，可供總結的經驗正在出現。可以肯定的是，西部地區的城鎮化不是東部簡單的復制，不會再只是通過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資源以及其他資源能源等，以環境為代價來承擔產業轉移。但如何更好地承接國內產業轉移，避免中國東部在承接國際產業轉移時出現的問題和付出的代價，實現自主創新和高附加值，推動當地產業良性發展，則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

　　西部開發，十年探路

　　2001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對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進行了具體部署。距今已經整整10年了。

　　西部大開發的范圍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內蒙古、廣西、吉林延邊地區等12個省、自治區及地區，面積68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的71.4%。2002年末人口3.67億人，占全國的28.8%。

　　從孫中山提出西部開發方略，到國民黨政府的西部開發動員;從解放后“一五”、“二五”時期對西部的傾斜，到改革開放之初西部地區的開發建設，西部凝聚著幾代人的目光。西部大開發能否改變西部人的天地和命運?當百年戰略工程破題10年時，現實的問題和挑戰伴隨著冷靜的思考，擺在國人面前。

　　過去10年，西部發展不負眾望，堪稱“黃金10年”，但也產生了很多新問題。國家層面各種規劃層出不窮，對西部大開發的關注度在下降，西部辦的變遷就是明證;無論在經濟發展還是民生層面，西部和全國平均水平的絕對差距仍在繼續擴大;經濟發展和承接產業轉移，對西部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構成了極大的挑戰;西部的資源優勢自不待言，然而如何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同時避免產業結構的逆向調整，仍是一個未解的難題。

　　另外，建設安全、高效、合理的運輸交通網絡需要巨額資金，環境綠化治理需要技術和時日，協調民族宗教矛盾需要策略和耐性……種種艱難復雜倍是耗資耗時耗力。如何招商引資西進，如何布置調整西部社會，如何樹立西部經濟品牌亦是艱難的工作。

　　更關鍵的是，產業技術的對外依賴使中國喪失了對自身經濟的自主區域調整能力，它導致了東部單邊崛起，從而產生了東西經濟的失衡。東部經濟的繁榮雖然一定程度可以拉動西部的有限發展，但若想西部真正擺脫被人拖著走的局面，還得從根本上先解決國內自主技術創新落后的問題。

　　因此，西部開發實際上觸及中國諸多方面最根本的問題，其發展不可能是突變式，而只能是漸進式，從而可能將是中國在整個21世紀的難題。未來十年，國家將更多地著眼于提升西部地區的自我造血能力，西部地區包括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會有明顯的提高。如果西部經濟的發展真能如19世紀美國的西進運動、20世紀30年代蘇聯開發烏拉爾山脈以西地區那樣發揮作用，以西部地區龐大的資源和土地面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新世紀必將有更光明的前途。